淺析我國古建筑中的漢畫佛教圖像

漢畫中的佛教造像就是佛教反映在漢代繪畫、雕刻領域的產物，對后世石窟造像普及的奠定了基礎。本文把這些漢畫佛教圖像分為三類：漢畫中的佛像圖、漢畫中的佛教故事圖、漢畫中的馴象和乘象圖，并對此略加探討分析。

　　一、佛教的傳播及現(xiàn)存的佛教題材漢畫像石
　　自漢武帝劉徹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以后，印度佛教始由西域傳人中土。“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1）。景盧等對佛教有了濃重的興趣，并開始學習佛經。由此可知，佛教傳人中國的時期是在西漢末年。東漢初，佛教已有了一定的傳布范圍，而且還得到東漢皇室成員楚王劉英的信奉。劉英把釋迦牟尼捧上了中國的神壇，漢明帝褒獎劉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2）。
　　據(jù)《魏書·釋老志》記載，公元67年，印度高僧迦什摩騰和竺法蘭用白馬馭載佛經來到洛陽，第二年。東漢王朝在洛陽建成第一座寺院白馬寺。此時，漢明帝還派遣蔡惜等18人為使者，去印度訪求佛法。據(jù)《后漢書·襄楷傳》記載，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漢桓帝竟然也在“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從此，“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轉盛”（3）。佛教在東漢統(tǒng)治階級的大力推崇下，已經傳播開來，而且還傳入民間，被平民百姓逐漸接受，成為他們的一種宗教信仰。
　　伴隨著佛教的傳播與發(fā)展，漢文化和印度文化開始了中國文化史上交流。漢畫中的佛教造像就是印度佛教反映在漢代繪畫、雕刻領域的產物。現(xiàn)在出土的漢畫佛教圖像大致分為三類：漢畫中的佛像圖、漢畫中的佛教故事圖、漢畫中的馴象和乘象圖。
　　二、漢畫中的佛像圖
　　在山東、四川、新疆等地的漢代畫像，以及江蘇省連云港臺市孔望山的漢代摩崖造像中，發(fā)現(xiàn)一批佛像圖。這些圖像中佛教人物所具有的高肉髻、項光、施無畏印、結跏趺坐等都帶有十分鮮明的佛教藝術造型特征，而且還具有一定的佛教涵義。如山東沂南漢畫像石墓中室的八角擎天石柱上面所刻的立佛像，頭帶圓形項光（5）；四川樂山縣柿子灣漢崖墓刻有結跏跌坐的圖像（6）。
　　三、漢代佛教故事圖
　　漢畫中的佛教故事圖，目前所能斷定的不多。據(jù)我們粗略統(tǒng)計，全國目前可能只有三幅。江蘇二幅，山東一幅。山東佛教漢畫的內容是宣傳佛教教義的，本文把它列入佛教故事類。
　　江蘇省連云港市孔望山的摩崖造像，歷來被看作漢代的文化遺存，其手法主要都是以漢代畫像石的減地平級和剔地隱起的淺浮雕的形式表現(xiàn)的。其中的“佛祖涅槃”圖和“舍身飼虎”圖為佛教故事。“佛祖涅槃”圖是孔望山佛教摩崖造像中較為完整的一幅，其造像為佛祖涅槃像，在與其相鄰的巖石上，雕造了五、六十個頭像和跪像。佛祖涅槃所描繪的情景與《佛本行贊》中所記載有佛祖涅槃情形極其相似。
　　“舍身飼虎”圖在“佛祖涅槃”圖之右，其內容為：一人臥于地上，在人身上有虎頭，若欲吞狀。關于舍身飼虎故事在《菩薩投身飴餓虎起塔因緣經》有記載：“乾越陀國太子梅檀摩提，在國內施舍貧苦，獨、老、羸之人，于大路中施舍貧人，四方來者皆得如意。后至山中大巖窟，修禪道求菩提度眾生苦，因見山中虎產七子，而不得食，太子投身飼虎，骨肉狼籍。后為起七寶塔。”舍身飼虎佛教故事所宣揚的是佛教教義中的“因果報應，轉生來世”思想。
　　在《山東漢畫像石選集》著錄的圖322，是出土于滕縣漢畫像石的圖像，該石畫面漫漶，共四層：一層為西王母兩側有蛇尾侍者和伏羲、女媧等；二層為牛馬食草；三層為人物相會；四層為牛車、鹿車、羊車各一輛（7）。這組畫像很可能與佛教《法華經》中所宣揚的“三乘”教義有關。《法華經》載云：“初以三車，誘引諸子，然后但與大車，寶物莊嚴，安穩(wěn)第一。”進而指出：“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這也即所謂的三乘為方便，一佛乘為真實，會三乘而歸一乘的思想，用佛家的話來說，即“三乘歸一”。
　　四、漢畫中的馴象乘象圖
　　馴象活動，商時已有。《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東漢時期，佛教在全國范圍內已有一定的傳播，佛家教義已經為一些人所信仰。漢畫中的馴象圖和乘象圖表明漢代先民已經掌握了馴象之法和騎象乘象之術，這也可能與佛教的“行象”活動有關。但是這一說法缺乏文獻記載。用鉤馴象之法，最早才見于晉朝法炬譯的佛經；“行象”活動，文獻中較早的見于北魏時楊銜之所著的《洛陽伽藍記》。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佛教影響的日益普及，我國古代的“舞象”活動與佛教的“行象”活動結合起來，并且長久地被保存下來。
　　在河南南陽、登封少室漢闕（9），江蘇省徐州洪樓（10），山東省滕縣宏道院、嘉祥呂村、南武陽功曹闕、南武陽室圣卿闕等地都發(fā)現(xiàn)有象奴馴象的圖像。其中南陽漢畫館所藏 “馴象”漢畫像內容為：大象長鼻上卷，齒前伸； 象奴頭戴尖頂冠，手中持鉤，鉤末端置于象后右肢部。徐州市洪樓“馴象”圖像的內容為：象奴手持長鉤，騎于象背之上，正在馴象。用鉤馴象，文物中最早見于漢畫，文獻中最詳細見于佛經。東漢著名思想家王充在《論衡·物勢篇》中論以小勝大時說：“長仞之象，為越僮所鉤。”晉代法炬譯的《法句譬喻經》對此描述得很詳細：“佛問居士：調象之法有幾事乎？’答：‘常以三事用調大象，何謂為三？’曰：‘剛鉤鉤口以制口強。”由此可知，東漢先民在當時已經掌握了鋼鉤鉤口馴象的方法。這也許與佛經所載的馴象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可能與佛教活動有一定聯(lián)系。
　　佛教徒常在每年四月八日釋迦牟尼誕辰日，舉行大規(guī)模的“行象”活動，擴大佛教的影響。常以馴成的大象馭著佛像或佛牙沿街串巷，通過演出百戲的形式，向群眾展出佛象，以此來宣傳佛教思想。
　　在漢畫中也有騎象畫像，如山東省鄒縣黃路屯、濟寧城南張等地出土有“乘象”漢畫像石（11），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的壁畫中發(fā)現(xiàn)有“騎象”圖像（12）。這些畫像有可能是漢代百戲中的一種“舞象”活動，也有可能就是東漢佛教徒所舉行的“行象”活動。雖然至東漢明帝水平十年（67年），“佛教作為一種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認崇信，在中國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礎和規(guī)模”（趙樸初），《佛教史略》但是對于當時佛教徒是否舉行“行象”活動，漢代文獻缺少這方面的記載，故而不能確認，只能推測這些畫像很可能為佛教的“行象”活動。
　　在南陽唐河郁平大尹馮孺人墓北側室，有一幅“乘象”圖（13）。其內容為：畫中刻一象，體碩壯作緩行狀，后肢及臀部未刻出，象背之上有二人，一人面向右，跽坐，一人仰臥，兩腿上翹，悠然自得。
　　從江蘇、山東、四川、新疆等地發(fā)現(xiàn)的這些漢畫像教圖像表明，至遲在東漢末年，佛教已在東到海邊，西至新疆，北至內蒙古和林格爾，南達四川樂山的范圍，都有一定程度的傳播。
　　漢畫中的佛教畫像，是我國古代用石刻畫來表現(xiàn)宣傳佛教的開始階段。伴隨著佛教影響的擴大與普及，到南北朝隋唐之時，宣傳佛教的石窟摩崖造像到處出現(xiàn)，給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宗教文化遺存。